我担心了，这完全有可能，我的那帮伙计绝对不是一个团的中央军的对手。
“尕司令，请吧，跟上我走吧。”钱团长说罢背着手领头朝前面走，他的士兵推搡着我跟在他的后头，我忽然想起了李冬青，扭过头到处找他，却不知道他啥时候已经消失了。我立刻明白了，这狗日的李冬青，跟钱团长一起设下这么一个套，把我装了进来。这其实是很明白的事情，我死了，他既可以替他的老爸那个老流氓吃人贼报仇，又可以清了我抢他三万六千块银元的旧帐，还可以吞没我让他买粮食的五万块大洋。这些利害关系我本应该早就想得到，可是我却偏偏就昏了头，亲自跟上他到西安城取他妈的什么银元，我真傻。其实事情完全可以不这么办，我完全可以安安稳稳地坐在狗娃山上，限令他几天之内把银元给我送来，如果不送来我完全可以抓他一家老少做人质，一天割他家人身上的一个零件送给他，直到他老老实实把银元全部送回来为止，这正是合格的土匪的标准做法，是土匪生存的残酷法则。还有，我绝对不应该在政府招安之后还跟红军勾勾搭搭，即便是他们从我的地盘上过，我不招惹他们就是天大的情面了，确实不应该跟他们拜把子，更不应该给他们送麦子，现在这一切都成了我的罪过，也成了钱团长他们拾掇我的借口，更成了中央军清剿我们狗娃山的理由。看来我确实不是一个合格的土匪，也不是合格的招安对像。如果大掌柜还在，奶奶还在，我估计他们一定不会像我这么优柔寡断，不会像我这样毫无原则地讲义气讲交情，当然，他们也不会像我这样长了一副毫无价值的软心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