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长治县志》，卷3，第40页。
[22] 《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5007页。
[23] 《长治县志》，卷6，第6页。
[24] 同上，卷6，第61页。
[25] 同上，卷6，第65页；又卷4，第17～19页。
[26] 《明世宗实录》，卷77，第5页。
[27] 《长治县志》，卷6，第62页。
[28] 同上，卷3，第7～9页。
[29] 同上，卷3，第5～7页。
从身份到礼仪
明中叶的“猺乱”及其对“猺族”的影响[1]
1465年（明宪宗成化元年）的“大藤峡之役”颇具传奇色彩；哲学家陈白沙的名声也是如此。韩雍在广西大藤峡打败猺民。其后二十年，陈白沙在广东新会教授他的心学和实际的行政管理。这两件看来毫不相干的事情，却在陶鲁这个低级官员身上联系起来了。陶鲁在1462年间任新会县丞，1470年后声名鹊起。他在县丞任上表现突出，抵御了“猺民”对新会县治的袭击。巡抚叶盛应地方父老所请，让陶鲁留任，并获朝廷钦准。陶鲁1463年擢任新会知县，1477年任广东监察御使。[2]他在平定广东的“猺乱”中，把军事行动与教化政策相结合，表现突出。陈白沙称许陶鲁，而陶鲁也发现陈白沙的思想很有助力。陶鲁的战绩加上陈白沙的心学，广东珠江三角洲的土著在16世纪给整合到了中国之内的过程相当顺利，以至让人觉得整合是国家权力自然扩张的结果。然而，我要在此指出，尽管国家和地方利益的结合使珠江三角洲的“猺民”汉化了，但却没有改变广西“猺民”的土著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