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住权、地域权、地产权的分别，后来成为我第二本书《贸易扩充与农民生计：新中国成立前江苏和广东的农村经济》[3]的论点。那本书的目的是批评贸易扩展不能改善农民生活的观点。这三种权利的分别，其实在新界的研究中就已经看出来了。
了解了何谓“产”之后，“控产机构”的概念对我的研究很重要。但是在新界东的书里面，还未到达这一步。比较清楚的是把历史发展脉络的部分搬到最后一章之时，整本书的趋向都改变了。现在的问题再不是地区社会怎样变化，而是怎样从礼仪的变化上看到社会的变化。
华德英在一篇文章里，对这个问题有个答案。很简单，就是说，社会认知过程牵涉三套不同等观念（社会认知，英文social consciousness，是个人归属于哪种社会的答案），其一是我对我的社团的看法；其二是我对我的社团所归属的社会的看法；其三是我对周围的社团的看法。华德英说，在认知发展过程中，一和二的看法越拉越近，而一和三越拉越远。应用到新界历史，自从明代以来，通过宗教和宗族的发展，乡村的制度越来越接近大家以为的大一统的要求，但是同时，村民越来越感觉到族群上的分歧。宗教方面，主要是正一派道教的影响，即是喃呒先生的传统。宗族方面，是在家庙祭祀祖先的扩张，也是书写族谱传统的扩张。两方面很有共通之处。喃呒先生向往正统的合法性，但是这个合法性来自正一派的传统，借助官僚制度的礼仪。换言之，喃呒先生做法事的时候，是应用其以为是合法的官僚礼仪。家庙祭祀和科举功名的演绎很有关系：从明初到清中叶，科举功名一直增加，新界的家族有向上浮动的趋势。向上移的家族以自以为代表正统的习俗为依据，与以家庙为核心的家族制度辅承。读书人就是宗族领域之内的喃呒先生。国家的传统从而可以变成乡土的传统，这才是《中国乡村社会的结构》的主题。这个主题也是我以后研究的一个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