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规模庞大的海外证券投资，并没有纳入资产负债管理及风险管理等部门协同管理，而基本上交由金融市场部门独立运作；董事会、高管层更没有深度参与，投资策略、基本原则、风险价值限额等缺乏明确指引。结果在爆发危机时，完全陷入被动的局面，根本无法及时有效地加以应对。
这种状况令作为分管行领导的我承受了巨大压力，但也促使我集中精力加大相关业务和国际金融市场的研究，包括穿透美国次级按揭贷款支持证券（MBS）及其衍生品，进入其底层资产——住房贷款，以及对贷款质量影响最大的因素——房地产价格走势的分析，发现美国房地产价格在2006年9月已经进入下行通道，相关产品的风险以及金融市场正在面临巨大考验。在这一基础上，本人在2008年二季度国际金融市场回暖，很多人认为次贷危机已经过去的情况下，坚持认为危机远未过去，市场回暖只是强力救市下的回光返照，必须抓住机遇尽快处置次贷证券等不良资产。
由此带领部门提出尽快处置80亿、100亿、120亿美元次级债券三个档次的行动目标，经批准后，在雷曼兄弟倒闭前，按照账面平均价格86%左右的折扣完成了第一目标。当然，这形成了超过11亿美元的损失，引起多方面的高度关注，也使相关工作没能继续推进。紧接着雷曼兄弟倒闭、金融危机爆发，我们前面所处置的同类产品市场价格急落到账面价格的15%以下，相比而言，我们前期处置80亿美元的行动，尽管表面上形成了11亿多美元损失，却隐形减少了50多亿美元的潜在损失，这在当时整个国际市场上堪称独一无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