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没有沿着这条线推进下去。但皮平声称，黑格尔根据对费希特的批判性解读，对康德的问题进行了修正和引申，这一点是显然的。如果两种能力同时发挥作用，主体性就必须依赖于自然的判断力，主体在自由的自我决断上就会受到限制。而且，二元论的结构引出了怀疑论关于人类知识之范围的问题，因为它将我们的概念体系一分为二：我们据以认识事物的形式和物自体本身。然而，如果直觉和知性、内容和知识形式之间的区分不复存在，那么就有必要开出一条克服康德局限的路径。首先，主体的自由将由对决定知识的形式和内容的自我定位、自我反思、自我决断的主体之角色的完全承认来确保。费希特尤其专注于对自由问题的研究，因为他与认识和实践意义上的康德先验统觉之修正形式达成了妥协。[35]黑格尔同样关注自由问题，并且接受了自我定位之主体性的概念。但他认为费希特的极端主观唯心主义并没有解决怀疑论的问题，这一观点谢林也同样坚持。因而，黑格尔又竭力去论证我们的主体能力的“客观性”。正如皮平描述的那样，黑格尔的任务在于理解理性如何将自身策划为“根本不被经验所决定、不以形而上学为根基的事物的秩序和结构。这个构成思辨哲学内容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讲述的是一种特殊的自反性，即一种自我关系。这种自我关系的结果不会简单地决定主体能力的局限，但绝对会决定何物在场”[36]。这种特殊的自我关系，发展的并不是一种孤立的、个人的、内在的自我的感知统一体，而是一种历史、社会和群体的主体性的能力，这种主体性在皮平看来就是黑格尔的精神理念。皮平强调，黑格尔在主体性理论上或许已经超越了康德，但他仍然执着于对人类知识的先验条件以及它们对于世界的适洽性进行唯心主义的批判研究。因此，黑格尔一生都在探求的是认知对象的绝对或者终极本质，而不是绝对的神的知识。[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