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王维:《辛夷坞》,《全唐诗》第四册王维卷,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301~1302页。
[28]王维:《鸟鸣涧》,《全唐诗》第四册王维卷,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302页
[29]杜甫:《兵车行》,《全唐诗》第七册杜甫卷,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254页。
[30]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9页。
第二章 气—神—韵—境—味
——中华古代文论的民族文化个性
上一章,我们着重讨论了中华文论的两大传统,以及它们的互补关系,以揭示中华古代文论的文化根基。在这一章,我们将讨论这两大文论传统所形成的基本范畴,并从这些独特的范畴来看中华文论不同于西方文论的民族文化个性。
在中华古代文论研究中,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倾向,即以西方文论的范畴和概念简单地“宰割”中华古代文论的范畴和概念,力图把中华文论纳入西方文论的强势话语中。这个用心也许是好的,其目的是为了显示中华古代文论没有死亡,它仍然有活力,仍然有现实意义。但是这种简单化的做法,只把中华古代文论当作西方文论的“佐证”,既没有显示中华古代文论的活力,也没有真正追寻到中华古典文论的深层的特征,因此也就不能充分揭示中华文论的民族文化个性。我们认为,要从研究中华文论的基本范畴入手,中华文论的民族文化个性才会呈现出来,进而才可能揭示中华古代文论究竟有何世界意义,它可以从哪些方面来丰富世界文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