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加上当时各族中都有一些极力固守本民族文化的人，他们对忽必烈吸收各种文化中非本民族文化部分看不惯，并激烈地反对，因此，导致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频繁暴发。忽必烈有意调和各派，继续走吸取各法的道路，结果失败了。
为此，他晚年进行了反思，意识到在各种思想文化互相排斥的形势下，要想不偏不倚、全面吸收各族文化是不可能的，尤其是要想在“仁义派”和“功利派”之间走出一条中间道路来实在太难了，没有办法，忽必烈只好调整自己的统治政策，重新回复到“以仁治国”的道路上来，及时地缓和了当时的社会矛盾，保证了元朝统治的稳定。
从这里可看出，忽必烈在一生之中，有成绩亦存在不足，若将成绩和不足进行比较的话，毫无疑问，成绩占据主要地位。因此，忽必烈受到元代各朝以及中外史学家的普遍赞誉。
蒙元一代，始终把忽必烈作为好皇帝的楷模加以赞颂，后继皇帝皆以忽必烈为法，遵循其确立的各项制度和政策，没有多大改变。
忽必烈死后，王构在其撰写的《世祖皇帝谥册文》中说：“先皇帝膺纻受国，体元立统，早从藩邸。茂著徽称。为治之基有常，经国之略则远。役用众智，独断于衷；总揽万机，如指诸掌。内朝廷，外侯牧，等威迭降，罔不适中；先教化，后刑名，本末相循，亦皆有序。在御迨逾于三纪.推尊合冠于百王。若夫惠及困穷，恩加降附。慎终如始，每存好仁之心；保小以仁，特示包荒之量。护盛猷之鸿鬯，沛膏泽之醇醴。方其泰运渐亨，戢济多难，离纲复缀，混一四方。传檄而氛侵开，涣号而方维定。乾旋坤转不足以喻其机，雷历风飞不足以比其捷。至于嘉言博采，惟典谟训诰是师，诸艺毕延尽阴阳图纬之学，考音律以刨字画，参古今以制礼仪。振耀威灵，肃陈兵卫，白旄黄钺，时则亲巡，犀甲雕弧，止于不用，其圣弗可及已，神功茂以尚焉。”充分肯定了忽必烈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