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乡绅怎样可以维系庞大的中华帝国呢？美国20世纪50年代社会史学的答案来自萧公权的乡村控制论。乡村控制论并不是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科学，而是经世思想的新瓶旧酒。只要翻一下《皇朝经世文编》，整个理论都可以找到。学校、仓贮、保甲，都是清代经世学派的统治办法。流氓、匪徒也是他们对动乱的解析。Lucien Bianco 当时对本书的书评，确实是打中要害，即本书没有阶级的分析。把没有动乱看成是控制的定义，控制就不能为没有动乱作解析，这是个方法逻辑的问题。[5]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历史学对动乱特别有兴趣，原有的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可以说面临破产。
在这个困境下，20世纪60年代初期，已经在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中处于带头地位的美国，出现了一个新的研究范式（paradigm ）。思想的主力来自人类学者施坚雅和英国的弗里德曼，立刻将理论运用到实质问题的研究上的有历史学者魏斐德和孔飞力。要明白施坚雅在新范式上的重要性，需要把他的市场结构理论与当年的阶级理论对比。在这方面，重要的出版物是他1964年在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发表的文章，而不是后来编辑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6]文章里，对于农村市场层层的分布的讨论，也并不是新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