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所祠堂不一定是由子孙修建，在祠内举行的祭祀，也不必是宗族的祭祀。这些祠堂的祭祀，还看不出具有明清宗族祠堂那种收族的意义。重要的是，在祠堂中的祖先祭祀，不是根据《朱子家礼》，在祠堂中设置的祖先牌位前进行。可以说，在宋代，建祠堂供奉祖先的做法不少，但是，当时的祠堂不一定是后来《明集礼》规定的“家庙”模式，也包括形形色色的其他场所。[27]从宋末到明初，有如这两例一样，在祠堂内只安放一个有着特殊地位的祖先塑像或画像；亦有把供奉的祖先神位，安置在佛寺、庙宇里面；也往往有子孙和地方上其他人一起举行祭祀。明初以后，地方社会和祖先祭祀的关系才确实开始发生变化。
明代珠江三角洲家庙式祠堂的演变
明初珠江三角洲建有祠堂的家族不多，其中包括了极少数的明朝新贵，例如东莞伯何真、东莞人黎光等。何真在洪武五年（1372）建立了珠江三角洲最早的祭祀多祖先而不是位于墓地的祠堂。他“率族人建祠置田以祀群祖”，又“以惠州城西私第为义祠，斥所置田百余顷为义田，俾宗子主祀”。[28]文献没有记载这个“义祠”的建筑模式，是否一座“家庙”，无从考究。但是明洪武七年（1374）赵宜讷为黎光的东莞潢涌黎氏祠堂写的碑记，则一开始就说清楚这个祠堂的法定地位：